· 如果按照现有的情报，嫌疑人没有犯罪前科、没有伪造资料、没有异常投诉，而是「激情杀人」，那么滴滴需要担负的责任很低，只是需要尽到人道义务；

· 当然，假设上述前提条件随着线索的丰富而被推翻，那么滴滴的扮演角色就会发生变化，避风港原则失效；

· 就像汽车的问世和普及必然造成因为车祸而意外死亡的人数大幅上升，但不能因此而归咎于汽车的发明有问题，互联网产品从线上到线下的渗透一定会从无到有的产生各种事故——包括在社会意义上会被认为是残忍的——厘清程序要比追究结果重要得多；

· 滴滴究竟是信息的撮合平台还是服务的供应平台，从公众对它的认知到其自身的定位架构，都逐渐的指向后者，不能既占了便宜（以后者拉升估值）却又想要躲开风险（以前者规避成本）；

· 长期以来，滴滴都在遭受来自政府的拷问，负面的公共事件会为政府在博弈中增加筹码，但是市场「一抓就死」的经济规律又使这种干预具有反弹性，建立互信机制的可能性很低；

· 如果说些所谓「正确的废话」，那就是政府适合做的，是帮助建立滴滴和相关职能部门——比如警务系统——的联动渠道，把资源向企业做出一定的倾斜，也就是定义为服务而非管理的身份；

· 而对于滴滴而言，最为紧迫的事情就是投入更为激进的技术方案，比如推出新的隐私协议，让司机的手机在接单后进入全程录音状态，大幅提高威慑性，但是用户能否接受这样程度的权利让渡，又是另一码事了；

· 有人这么说过：「进步不是幻想，但它很缓慢，总是令人失望。因此，有两个论点总是站得住脚的。一个是，你在没有改变制度之前怎么改善人性？另一个是，你在没有改善人性之前改变制度有什么用呢？它们对不同的人各有吸引力，而且大概还有在一定的时候互换的倾向。」